中新浙江网2月16日电 迟福林：我认为要认清大部门制的意义，必须要有几个基本的判断。

　　首先，改革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无论是经济总量、发展水平、消费、工业化程度，都已经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也初步完成了转型，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目前人们最关心的就是下一步怎么改的问题。

　　其次，十七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进行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党政分开。而现在来看，新一轮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以大部委制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改革的策略选择，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选择。

　　《21世纪》：这是大部门制与以前历次机构改革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迟福林：大部门制与此前5次机构调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也是我的第三个基本判断，这样的不同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现在的政府部门占有、配置资源的模式，包括相关垄断部门的改革，如果不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第二，在新时期有新的矛盾，我们的目标已经从追求总量，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就非常重要。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第三，政府自身也有改革的迫切需要，目前中国行政机构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提高效率这么简单，而是迫切要求完善公共治理结构。首先，要在公共财政、公共服务方面，加大社会参与度，这也是社会自身建设的需求；其次，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适当分离、相互统一，而不是单个政府部门继续同时拥有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另外，目前机制性、体制性腐败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反响强烈，与行政成本加大有很大的关系。

　　从这三个基本判断可以得出，必须站在历史新时期的高度来看待大部门制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这将成为新时期全面改革的关键和重点。

　　摆脱阻力

　　《21世纪》：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哪里？

　　迟福林：一个是传统观念，一个是现行既得利益。但是如果站在历史战略的高度，我们就必须下很大的决心推动改革，而不应该纠缠于其中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

　　《21世纪》：但是具体操作中，肯定会面临各种阻力和挑战，操作中应该注意哪些原则？

　　迟福林：从操作层面讲，首先要把握经济发展方式适应现实需求的原则。经济发展方式走到了新的阶段，一些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比如大能源、大环境、大交通，在这些问题上，改革的推动必须要摆脱具体问题的束缚。

　　其次，行政体制改革应该按照完善公共治理结构的原则进行，实行决策、执行、监督的适当分离。现在这三种角色不分带来了很多矛盾，现在宏观经济和其他一些改革难以推进，从大的层面上来说，更多不是执行的问题，而是政府缺乏能够负责任的决策主体，卫生、教育体制改革都涉及多个部门，同时一些原有的决策部门却降低到只拥有执行职能，这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而且监督权与决策、执行不分，也是机制性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行政体制改革应该结合新阶段政府职能转变，中央政府首先应该明确基本事权，否则大部门制很难推进。

　　第四，行政体制改革应该逐步推进。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大势所趋，但现阶段未必很成熟。因此可以看到，这次行政体制改革和以往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这次改革有一个总体设计方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关注重点不应该放在当下哪几个“大部委”面临改革，而应该更多关注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这份方案将透露出下一步全面改革的信息。

责任编辑：王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