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两会召开时间的迫近,以“大部制”为核心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终于迎来了临战总动员的时刻。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大部制”整体改革方案初稿已于春节前完成,将提交全国两会审议,如果通过审议,今年下半年就会选择试点。
而此时,湖北省随州市已经实验“大部制改革”达7年之久。学者认为,随州的先锋试验对探索大部制改革提供了一些借鉴:只要下决心,机构是可以整合的。
中新浙江网2月24日电 2月18日,春节的脚步尚未远去,湖北随州市政府办公楼的三楼显得有些冷清。在三楼办公的随州市编办只有5个人:1个主任、3个科长、1个司机。人少,不是因为缺勤,而是他们只有这么几个人。
3个科长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司机不开车的时候就是打字员、卫生员;主任夏明元从1984年从事编制工作至今。春节长假刚结束,他就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同时还要忙于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
7年前的一场改革使夏明元成为不讲情面的“黑脸”,7年后,因为这场改革他成为记者们追逐采访的“红人”。
7年前,随州默默地进行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7年后,随州的改革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随州和夏明元角色的转变,都缘于一个契机——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大部制”。最新消息称,“大部制”整体改革方案初稿已于春节前完成,改革方案或将提交今年“两会”讨论。而大部制改革也将成为中国今年及之后若干年改革的重点。
实际上,从2000年起,随州就开始探索大部制改革,而那时并没有“大部制”这个概念。无意间,随州在大部制的路上摸索前进了7年。
白纸上的架构
2000年,随州从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机构改革也在酝酿。那场改革的“参谋”夏明元回忆道,机构改革的正式方案在上报之前,就征求过省里有关部门的意见,改革方案获得了肯定。根据方案,成立了临时筹备组。当年8月8日,随州市直机关筹备工作正式开始。
此后不久,《随州市直党政群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案》出台,并在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批准后,于当年11月初实施。该方案也成为随州改革的灵魂。
改革实施得很顺利,并没有触动太多利益。在夏明元看来,这是因为随州县升格为地级市,一切从零开始。“一张空白纸,我们好勾画架构。随州和其他老地级市不一样,他们包袱比较重,人力包袱、机构包袱、领导职数的包袱等等。”
随州市一位官员表示,随州是农业大市,2001年随州虽然升格成为地级市,但上级政府和国务院没有给予任何资金投入,因此只能过紧日子。
“原来一个县财力吃饭都比较紧张,现在又增加一套行政管理体制,还是原来的财政承受能力。从经济承受能力上来看,不允许我们像其他地市一样有那么大的机构架构。”夏明元坦言,当时的改革并没有太高的立意,更多的是考虑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能够综合的尽量综合,职能能合并的尽量合并,机构尽量少。”
夏明元还提到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另一个原因,当时正是中央新一轮的地方机构改革的开始,要求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编制。湖北省政府规定地级市政府部门组成不能超过30家。随州市结合自己的情况,又压缩了两家,最终共有28个机构。“随州管理幅度比较小,只管理一区一市,不需要那么多的管理机构。”
给机构和人员“减肥”
多重因素作用下,《随州市直党政群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案》的基本思路很清晰,就是“合并同类项”:职能基本相近的单位能合并的尽量合并设置,职能衔接较紧的单位采取挂牌设置,职能交叉的单位能不单设的尽可能不单设。
于是,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并成一家;市档案局与市档案馆、市党史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四块牌子、一套班子;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统称为“文体局”。
内设机构设置时,也不搞“上下对口”,而是综合设置科室,统一确定机关人事、财务,不单设科室,工作由各单位办公室负责承担;科室领导职数统一定为一科(室)一职,绝大多数单位纪检、工会和机关党委(党组)也没有配专职干部。
此外,事业单位的数量还受到严格控制。夏明元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同级市一般有300多个事业单位,随州只有120个。”随州市农业局下设的农林技术推广中心,是市里挂牌最多的单位,同时加挂市农药监督管理站、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市植物检疫站、市植物保护站、市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市种子管理站、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7个牌子。而这8个牌子一套人马的单位只有12个编制,实际到岗9人。
随州的人员编制近乎苛刻,大家用“抠门”来形容夏明元。改革后,随州市本级只有行政编制860个,与其他地区相比,几乎少了近三分之一,并且还留下20%的编制的空缺,用来逐年招考公务员和接收军转干部;整个市的编制总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比建市前减少了400多名。
夏明元感慨,7年来,随州编制的口子从没开过。随州市行政编制始终没有突破860个,和7年前刚改革时的编制数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效率的提高
职能部门的合并、人员的精简使各部门不得不提高行政效率。“忙”、“连轴转”是随州公务员的普遍感受。随州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以下简称社保中心)副主任付加成告诉记者:“向领导叫苦叫累也解决不了问题,编制就那么多,所以只能做好自己的工作。”2000年该中心成立时就任职副主任的付加成对繁忙的工作感到“紧张”,如今他已经适应了忙碌,“偶然闲的时候会觉得很空虚。”
社保中心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工作量大,对上对下协调量大,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我一般都晚上回去看材料,白天太忙,静不下心看。”
随州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五保合一”,社保中心只有27个编制,负责59.2万人次参保人员的保险费征收、保障金支付。“在其他地市,这个任务一般由4个机构、百十个人完成。”付加成介绍,2000年改革之前,企业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归属劳动部门,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归人事部门管理。改革之后企业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都由社保中心负责。“原来企业办社保需要跑几个单位,现在能在我们这得到一站式服务。”
付加成谈起这几年的工作颇有成就感,通过对资源的整合、职能的归并、内设机构的合理配置,社保中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
工作量的加大,让社保中心不得不想法提高效率。2003年投资260万委托深圳某计算公司研发了一套“五保合一”的网络系统。付加成表示:“将5种保险建立在一个平台上的做法走在湖北省前列。”
紧把编制关的夏明元不担心因为人少而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例如农业这块,地市(州)就是二传手,自己不从事农业生产工作,是指导农业生产的,工作弹性是很大的。不该开的会不开,不该做的事情不做。并不是开的会多,下的文件多,效率就高。”
“区、市在编制上有重有轻,不是说所有部门都精简。”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彭勇告诉记者,“像移民部门,随州市下属的广水市曾都区移民任务重,下面设了移民部门,随州市就不单独设了,交给一个部门管理就行了。”
逆行的阻力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7年来,虽然人员编制没有反弹,但机构却出现了反弹。说起机构的反弹夏明元有些忧虑。
现在,随州市级机构由最初的55个上升到64个。唯一能让夏明元得到安慰的是,即使这样,相比兄弟市,随州还是要少10个左右的机构。
在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随州的改革无异于逆水行舟。夏告诉记者,最大的阻力来自“上面”,无奈之下,5个机构独立分设。
最初“独立”的是科协。在2000年,科协被合并到科技局中。但2005年市科协换届选举,在向省主管单位递交方案后不予批准,理由是随州科协不是个独立单位。最后,市里只好将科协与科技局重新单独设置。随后台办、残联、法制办、宗教事务局等机构纷纷分设出来。
“上面干预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这个机构不是独立的,就是对工作的不重视。”夏明元说。还有一个是“钱与物”的原因,随州一官员坦言,实际上,上面担心的是划拨的经费和设备是不是用在了自己的机构上。
正因为此,上级部门经常给随州没有独立设置的机构穿“小鞋”。“他们找茬儿的手段很多,不通知参加会议,不发放经费等等。”夏明元表示,为此,市主要领导做了很多工作,利用开会的机会或者上面来检查的机会和上面积极沟通。
“没有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光靠随州自身的力量,很难走到现在。”夏明元感叹,“省委省政府,对我们这个体制非常赞赏,多次会议表彰随州的做法,并让随州介绍这方面的经验。省委省政府甚至下发文件,不允许上级各个部门干预随州的设置问题。”
缘何反弹
随州市多出的9个市直机构,有5个是受到各种压力独立分设的。“安全监督局、招投标监督管理局、规划局、行政服务中心等机构是根据工作需要分设的。”谈起机构反弹的原因,夏明元说,“根本原因是无法可依,人治的因素比较重,无论机构的分设还是增设,都是上面一个文件来改变的,或者是上面的压力。什么时候这个工作重要,就增加一个机构,当然增加的多减的少。”他希望编制法早日出台,解决精简—膨胀的恶性循环。
虽然随州又多出9个市直机构,但其改革的主要成果能保持到现在已属不易。
早在1983年,一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在随州展开。它与17年后的改革有着相似的背景。当年,随县并入随州市(省辖县级市),计划单列,由湖北襄樊市代管。并且,随州市被列为湖北省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改革主导者是当时随州市委书记刘荣礼。他推行改革、精简机构、合并职能相近部门,其中包括将计划经济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合并,统称为“计经委”等等。虽然这场改革在当时极具前瞻性和突破性,然而,和大部分改革一样,它没有摆脱“人走政息”的命运。在刘荣礼调任湖北黄冈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这场改革便逐步停止,当初合并的部门又分拆,重新恢复设立。
随州市多名官员表示,2000年的改革能坚持至今,关键是三届班子的认识很统一,各部门的配合也非常默契。“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认识,上顶压力下沟通,是没有好的结果的。精简—膨胀的循环,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夏明元说。
随州市委书记马清明告诉记者:“3届政府,铁板一块,能够不近人情地把机构编制人员稳住,书记、市长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住改革的方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一条是政府职能要准确定位,把政府不该管的事情交给市场,交给中介,退出政府不该管的领域,只管政府该管的事情。政府职能范围确定下来以后,它想膨胀也膨胀不起来。”
权力的监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问题是进行大部制改革的挑战。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夏明元告诉记者:“随州的改革离十七大的要求还很远。”但随州7年改革之路多少留有对权力监督的印记。
据了解,随州社保中心就建立了一套督办监察的制度,用制度管人。此外该中心每年两次随机抽查考评,考评和福利直接挂钩。
“人少事多,一个人办一件事,难免出现差错或者人情问题。为了避免产生差错,例如办理退休待遇的核算,你核算了之后,还有个人复核,再提交分管领导签批上报。”付加成向记者讲解他们的内部监督制度。
对于整个随州市来说,各部门的权力还要接受外部的监督。2003年成立的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以下简称:环境办)负责随州市软环境的发展。它还承担一项重要的职能:每年组织对各个部门进行评议。
据环境办主任万良串介绍,被评议的53个对象分为三类,市政府工作部门,省里在随州的经济、金融管理等单位,政府直属及其他单位。给这些部门打分的则是来自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市政府、市民代表等组成的600人评议组。
评议方式也由过去的定性评议转成定量评议。“共有7项评议内容,实行量化打分的形式。分数排在每一类最后一名的将会被黄牌警告。”万良串表示,所谓的黄牌警告就是成为环境重点管理,在重点管理期间不得评选先进,其单位主要负责人不得评先进、不得提拔、不得重用。如果连续两年被“黄牌”警告,就要换领导班子。
据了解,旅游局曾经就因两次“黄牌警告”而换了班子。去年旅游局换了班子之后,在53个被评议对象中排到了前20名。
最重要的是,每年的排名都会在由各部门领导人参加的大会上公开通报。“那些没有排在最后一名的部门,为了不至于名次倒退,为了面子也会在下一年的工作中提高服务水平。”万良串告诉记者。
除了每年的评议,环境办还要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明察暗访、督办督察、受理市民的举报。
为了配合明察暗访的工作,环境办花了8000多元从北京购置了一套隐秘拍摄的设备。目前,环境办还没有用这套先进设备拍到说服力强的素材。万良串说,这个设备起到的更大的作用是警示作用。“通过这个途径,能引起他们的重视,平时就要规范自己的行为。”
环境办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通过几年的监督,市民的投诉数量在逐年下降,其中,2007年环境办接到111件投诉,比上一年少了20%。而实行大部制的机构的投诉明显少于其他机构,去年大部制机构实现了“零投诉”。
随州改革的指路灯
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看来,随州的改革具有大部门制的特点,但还没有反映大部门实质性特点,即十七大提到的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问题。它还是在原有的行政结构框架内实行的机构改革,是浅表性大部门制,不是深层次的大部门制。
迟福林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过去的几次机构改革,虽然也十分强调政府职能转变,但重点还是落在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上。这次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推进政府转型,实行大部门体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是推进政府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措施。也就是说,在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政府应当从过去经济建设型、行政控制型的治理模式转向服务型、公共行政型的治理模式。”
而大部制改革的一个主要难点则是部门利益的问题。迟福林表示:“因为要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机构,毫无疑问会直接触及到部门的利益。如何打破原有利益,是进行大部制改革的一个难题。这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普遍的问题,不是浅层次的问题,而是深层次的问题。”
迟福林认为随州的改革对探索大部制改革提供了一些借鉴:“只要下决心,是可以整合(机构)的。他们有迫切的改革欲望,敢于打破旧的体制,但又很难从根本上打破。”
对于随州市的大小官员来说,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使他们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增强了信心。
夏明元告诉记者,随州已经有了今后改革的思路,不过具体的得等到“两会”确定了大部制改革的方案后才能透露。
“十七大之后,我们也不把上面的干预当回事了,因为它和十七大的精神相悖啊。随州的改革也更加有底气。”夏明元笑着说,“我们终于能长出一口气,有点扬眉吐气的味道。”
副市长彭勇告诉记者:“蜂窝煤的眼上下对齐了,煤火才会烧旺。”
作者:李梦娟
责任编辑:雷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