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浙江网4月5日电 　　一个东北县城的“六合彩”之殇

　　最兴奋的时光

　　大伙儿凝神静气屏住呼吸，仿佛静待一个期盼已久的神圣时刻。

　　这是沈阳市辽中县肖寨门镇沙沟村。在一家村头小卖店里，娱乐生活明显缺乏的村民们扎堆似的聚在一起——这也是村里不多的“公共空间”。

　　无人大声讲话，只有耳边细语，有人无聊地拨弄手机。电视也设成了静音状态，能清楚听得到窗外呼呼的风声。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人们难掩内心的躁动和不安。

　　20：50刚过，近乎凝滞的空气终于被一个声音打破——

　　“开49号！”

　　宁静的小店突然变成了喧闹的集市。有人唏嘘感慨，有人嘻笑打闹，有人拍着大腿骂娘……绝大多数人都粗粗地喘了一口气，“‘包单双’，49号开‘和’，庄家彩民不赔不赚。”

　　3月23日下午，面对记者，沙沟村村民们回忆头晚“地下六合彩”开号时的紧张情形。尽管已经过去20多个小时，人们的热情仍然不减。这是他们每周最兴奋的时光。

　　“你不下注时，总能猜中；一旦下注，又偏偏落空。”村民李杰向记者抱怨。小伙子两年前开始玩六合彩，已经输了2万多元，家里房子被迫变卖，老婆闹着离婚。如今，他跟朋友借8000元买了辆三轮摩托车，在邻镇“开出租为生”。“心里痒痒的，但老婆管着，不让玩。”李杰说。

　　“全村男女老幼几乎都玩过六合彩，这没什么可隐瞒的。”沙沟村支部书记吴树宏说，有些老太太没什么钱，甚至五毛钱也来投一注。

　　当地警方披露的信息显示，沈阳地区的“六合彩”最早应该出现于2001年6月。宋焕臣，沈阳市五爱市场内，一个做内衣生意的大老板，为人好赌。一次，他南下广州进货时结识一个绰号“肥仔”的香港人，“肥仔”是广州地下“六合彩”的大庄家，直接和港、澳地下“六合彩”黑庄联系。回来后，宋焕臣雇人开了两个“六合彩”销售点，成为“肥仔”在辽沈乃至东北地区的下线代理人。2004年5月，警方在一次行动中，抓获宋及其同伙。

　　但是，地下“六合彩”就像癌细胞一样在辽沈大地迅速蔓延。借助熟人网络，“六合彩”从最初的城郊开始侵蚀辽中县、法库区、新城子区、东陵区等边远农村地区，进而吉林、黑龙江。

　　在肖寨门镇派出所所长张玉丰的记忆里，2003-2004年是地下“六合彩”最为泛滥的高峰期。其中茨榆坨、肖寨门等经济强镇和“妈妈街”是重灾区，“六合彩明目张胆在大街上卖，有些老百姓在田埂上拿着码报研究下注”。一些庄家甚至用“金杯面包车”将整车内含“玄机”的码报、码书等“料”送到彩民手中。

　　不出三年，农民的口袋被庄家们掏空了；加上公安部门持续打击，“现在很多六合彩活动从公开转入地下”。

　　农村存款增长近乎停滞

　　最近，对于六合彩，除了开和“49号”，沙沟村村民又多了一个话题。

　　半个月前的一个夜里，茨榆坨镇辖下的长胜派出所接到六合彩举报信息。当教导员董振旭带领民警冲进事发现场——辽河油田家属区4区13号楼时，慌不择路的吴振涛从5楼上跳下，脑袋撞在下水道井盖，当即身亡。这位34岁的沙沟村村民留下一堆撕碎的六合彩报码单，身后是一对孤零的母女和苍老的母亲。

　　对于李杰来说，这样的故事听得太多了，有点麻木。李杰最盼望每周二、四、六傍晚“开码”的时候，他的三轮摩托车生意最好，“准能多挣上七八十”。镇上的饭店、洗浴也会随之红火起来，“中奖的出来庆祝，没中的出来骂骂、洗洗晦气”。一次，一个村民中了5万元。当晚，狂喜的村民就包车去沈阳市区，大肆消费，直到两天后钱花光才回来。

　　“六合彩比1995年的洪水还要厉害。”肖寨门镇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马文辉深有体会，“洪水的冲击是有形的，损失可以估算出来。地下‘六合彩’对农村经济影响是无形的。”让马文辉着急的是，去年这个农信社的存款为6600万元，按往年规律，农民存款年递增80万-100万元左右，但这两年的存款增长几乎停滞。更让他头疼的是，他不得不考虑要大幅度削减对农民的贷款，因为他不能确定农民是否拿着贷款去买“六合彩”。“去年沙沟村等地农民玩六合彩，导致近100万贷款没能收回。”马文辉说，“现在，我们放贷、收贷都是提心吊胆的。”

　　几个月前，肖寨门镇惟一的福利彩票站关门了，因为受地下“六合彩”的影响，彩票站几乎无人光顾，“一天销售额只有七八十元”。辽中县城里的13家福利彩票站已经全部被私人承包，相比乡镇的窘况，县城的彩票站稍微好一些，县民政局福利彩票科李主任说，销售最好的彩票站每月也只能卖5万-6万元，“过去可以达到20多万”。

　　近两年，沙沟村村民们陆续出外打工。这个昔日以养鱼致富的村庄，村民人均收入可达到六七千元，无需外出务工，随着地下“六合彩”的光临，“连买鱼苗的钱都被掏空，鱼塘也荒了。”村支书吴树宏说。

　　地下“六合彩”不但给脆弱的乡村经济造成创伤，还冲击着传统的乡土伦理和秩序。央视播放的一档由英国BBC制作的“幼儿喜剧节目”《天线宝宝》，意外地成了村民们最受欢迎的动画片。而原本它的收视对象是12个月到5岁的孩子。许多地下“六合彩”彩民认为，《天线宝宝》是由香港制作，专程送到央视播放，向彩民“透码”。由于收视率骤升，引起了英国驻华媒体的关注，但是外国记者始终没搞明白这个“讲述4个外星人日常生活”的动画节目与六合彩有什么联系。

　　同样被彩民追捧的还有央视的烹饪节目《天天饮食》。有彩民曾在一次节目中数出主持人共切了37刀，而后突发灵感去买37号，居然中奖。于是，人们争相默数刀起刀落，以期悟出“特码”玄机。

　　辽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宝林一直惦记着两个案子：2005年4月，县教育局核算中心两名会计挪用240万元，丢进“六合彩”黑洞；当月，县烟草专卖局两名工作人员席卷60万元货款用于玩“六合彩”。“因嫌疑人在逃，两案至今未结。”卢宝林语气沉重。

　　农民是“六合彩”中坚

　　地下“六合彩”为何在各地城乡如此盛行？

　　“简单来说，地下‘六合彩’赔率高，玩法简单。”辽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宝林说。卢同时兼任当地“六合彩”专项治理小组组长，“‘六合彩’1∶40的赔率对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来说，极具诱惑力。按‘10元一注’来算，如果中奖，庄家将赔付400元，即使输，彩民才损失区区10元。”

　　辽中县民政局福利彩票科李主任分析，福彩、体彩相比“六合彩”，奖金差距大、中奖率低，头等奖500万，二等奖却只有几千元，缺乏吸引力。再说，福彩、体彩玩法比较复杂，“那个双色球，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

　　“从49个号码中任选一个或者几个，再打一个电话去下单就可以”。“六合彩”上至80岁老人，下至7岁幼童都能玩，“平常拿五毛、一块的零花钱来投一注，考验自己的运气”。而且，在农村熟人社会里，彩民和收码、写单员都是党朋乡亲，一般的小注，不用担心出现信任危机、输了耍赖。

　　“很多人把‘六合彩’当成了致富手段。”肖寨门镇农村信用社主任马文辉分析，在农村，除了扩大农业再生产，农民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股票门槛太高，做生意无大的本金，地下“六合彩”的适时出现，一定程度满足了农民的“投资需求”。

　　在村支书吴树宏看来，地下“六合彩”成了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村为数不多的“娱乐节目”。事实上，地下“六合彩”的庄家、彩民们在共同营造一种文化——他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私印小报等介质，传播各种关于“六合彩”的信息与“玄机”。所有这一切都维系一个惊人的谎言：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悟到“玄机”，打开财富之门。

　　对于治理“地下六合彩”，辽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宝林认为，“一定要下大决心，像对黄色网站那样，关掉那些成千上万的非法六合彩网站。”

　　去年5月，辽宁省公安厅抽调精干警力，组成“飞虎精英”，掀起新一轮打击农村“六合彩”赌博行动风暴。重点打击对象是境外博彩公司在省内的代理人、开办者、“六合彩”赌博活动的组织者，但收效不大。辽中县一位派出所所长认为，政府在治理和打击地下“六合彩”行动中，存在运动式执法的惯性，手段主要依赖“抓和罚”。据了解，当地派出所抓一个彩民一般罚3000元，庄家罚3万-5万元，罚钱放人导致执法效果难如人意。

　　来自当地警方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的人群，农民的积极性最高，占总数的40.74%。另外，个体劳动者占29.63%，企业职工占3.70%，非国有事业单位职员占7.41%，无业人员占14.82%，其他类别占3.70%。(本报记者成功)

责任编辑：张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