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浙江网2月29日电 作为地方权力机构，昆明市人大公布人大代表联系电话的举措，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值得肯定。

　　2月27日，昆明市公布了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438名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和联系电话，其中包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和各专工委主任的联系电话。

　　放之全国各地方权力机构，如此行事，并不多见。沟通民意，反映民情，昆明市人大此举，为权力行使方式的进步。这一举措的推出，也并未使人觉得有多突兀，此前的2月16日，在“个性官员”仇和于去年12月调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后，昆明公布了所有党政领导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情况。当日的《昆明日报》用了4个整版来刊登上述信息，一时间昆明纸贵。显然，昆明市人大此举为仇和新政的延续。

　　在中国官场，仇和绝对是一个异数，其人从政以来，屡以“个性”而耀眼。以不破不立的眼光来看，他的铁腕个性恰恰适合改革需要。公布官员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情况，是仇和从政路上的一贯做法，在任江苏省沭阳县委书记时，他甚至公布了当地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各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在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时，他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4县1区四套班子、市直81个部门和单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工作职责及其办公电话号码。

　　在一个传媒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公布官员的联系方式，便于百姓反映民生问题，利于群众监督官员，利于上级监督下级，应成为常例。“公开、公正、透明”之要求，是法治的基础，信息透明，也是现代政治不易之原则。仇和以上级赋予的权威而将透明之要求推行于下属，对于时代的变迁，有敏锐的洞察，但其带有鲜明仇氏个人权威风格的权力运作，仍难逃人治之烙印。这也使得他在赢得人们赞叹的同时，仍不免背负“在大力提倡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在积极推行依法行政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总是为人治叫好”的质疑？

　　将此质疑用之于昆明市人大，更为直接。昆明市人大公布人大代表联系电话，是自上而下权力自发的行为。在公布电话之前，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征求了人大代表意见，并向14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部门发出通知，要求人大代表认真负责地接听群众电话，并及时答复、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应该说，这些作为，十分民主。而众所周知，人大是权力机构，亦是民意机构，人大代表为人民选举，亦为民意代表，其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居然不是主动作为，系由行政权力倒逼所致，人民代表如何代表人民，值得我们深究。公布人大代表联系电话，这一符合法治趋势的行为，恰恰指向了法治深层次的软肋，人治法治，值得人们在此深思。

　　亦因此，人民群众对公布的电话是否有人接听，持有怀疑，如果没有恰当的制度与深层次的权力制约进行保障，公布联系电话就只是场风花雪月的事，只是以最道德的人治为正在转型的法治作出精巧的装饰。

　　在昆明公布官员电话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的预选，为争夺民主党党内提名，已连失11场预选的希拉里在竞选集会上，指责其党内竞争对手奥巴马在竞选传单中恶意歪曲她关于医疗和贸易问题的观点，称奥巴马应对竞争选手法“感到羞愧”。在奥巴马的“竞选手法”中，公布联系电话也许不值一提，这肯定是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不是手法的手法，我们的人大代表自然不用为竞选手法而羞愧，但应该不应该为公布联系电话的方式而羞愧呢？

　　不可否认，在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中，仍有多种困惑需要思考，仰望法治之时，让我们脚踏在诸多还是人治的问题上。(评论员晓宇)

责任编辑：阮明